2020/08/23

今天上午去买了床和衣柜,把所有的家具都凑齐了。挑衣柜费了很大的功夫,因为唯一尺寸合适而且有现货的衣柜上面有两面极大的落地镜。我对镜子的反感没有完全克服,尤其是落地镜。想到将来某些在家里踱步的颓唐时刻,不小心望向这两面镜子被迫面对狗屎状的自己,我此刻已经能感受到那种沉痛心情。犹豫了半晌,还是买了,因为我还是想赶紧把家给搬了。

买完家具去吃酸菜鱼,老徐放了我的鸽子,导致我一个人吃完一整盆酸菜鱼。我那会儿心情很堵,想发个Instagram Story配上几句俏皮话,吸引朋友跟我互动一下。最终没有发出去,感觉没什么意思。下午和刘笑言去爬山,从阳明山庄走到了赤柱,随口聊了一些工作上的事。在家上班之后,感觉工作都没有分量了。之前侃这些东西很有激情,今天感觉讲话如嚼蜡,随时都想躺在草丛里昏睡过去。好在今天走的这段路不费脚力,而且凉快,两个多钟头就走到了终点。

回到家之后极困,躺在床上打盹。再睁开眼已经过九点半。我在微博上浏览关于乌鲁木齐的视频,一段是十五个市民在一个昏暗的大厅里集体端着碗喝药,另外一段是晚上一个小区的四面八方响着呐喊和呼哨的声音,非常怪诞。今年目睹的很多画面在一年前都是那种俗套的末日电影里才有的,此刻全都成了真。即便如此,身边每个人的生活却又感觉没有太大的变化,大家都极其努力而克制地维持一种平稳的表象,沿着崎岖的表面伸展着对“幸福”的触角。因此我觉得一切都还没有到头,我等待着外界的变化真正渗入每个人的肌肉和思想。我也想嚎。

2020/08/15

昨夜愚蠢地抱着对于周五晚上的期待耗到两点才睡着,今天早上八点钟刚过便醒了,因为跟一个房屋中介约好了十点半去看房。心里装着事,在床上翻来覆去也睡不着,索性直接起床了。

房屋中介是一个四十岁左右的阿姨,也姓白。房屋中介对识人肯定是有一套本事的,我在去的路上心里暗暗思忖,但由于昨夜睡眠不足,我挤出笑脸也挺费劲的。而且我去的路上买了一块鸡蛋糕,手里提溜着一个塑料袋装着剩下的半块晃悠,跟随者昂首疾步的白姨穿梭在楼层间,索性就自我放弃。我想起最近看Netflix首页时看到的Selling Sunset的推荐广告,光看十秒钟预告就已经形成了对那个真人秀的一些偏见,不知道白姨对于那个真人秀会作何评价。

看房的过程还是比较痛苦的,原因其一是我内心深处对于搬家的抵制情绪,其二是我又陷入了永恒的消费主义迷思——如果多花钱能够换得更好的产品/服务,那么这种交换到什么程度应该叫停。我开始从横向、纵向两个角度思考这个问题,其一是足够划算,让我感受到占了足够大的便宜,就会心满意足,其二是讲额外的月租金平摊到每一周、每一天,每一个有效小时,再束成每一个季度、每一年、预期我换下一套房子前的所有时间。想着想着,我就把自己绕得晕头转向,白姨看我渐渐开始寡言,大概以为我是看房看累了(确实有一部分原因是看累了),于是跟我挥手作别。我走回家,大汗涔涔,自然是后话。

午饭跟几个朋友去一个朋友家里吃了外卖。吃完午饭跟朋友闲扯,扯来扯去聊起了作为一个二级市场从业人员的操守。一个朋友是自由市场拥护者,崇尚智慧与力量,认为韭菜被割是因为韭菜长得太壮实,太绿油油,让聪明人忍不住舞动镰刀。我就着对公义的直觉理解胡言乱语反驳了她一通。一顿扯皮之后,时间竟然就到了三点半。我离开了她家,又走回了家。

之后我去尖沙咀给一个甫到香港在隔离中的朋友送了点吃的。回家之后,杨思远跟我发信息说他想吃完饭出来散步,我陪他在西环码头走了一圈。刚见他,我就感觉到他很不开心。杨思远跟我讲,下周他就要离开香港了。我心头一沉,我很久之前就知道他马上要博士毕业,但我不知道一直形成不了非常浓重的情绪去面对这件事情。可能我就是一个自私而淡漠的人,可能我还未意识到这指向什么终局,可能我现在太贫瘠了,已经一点情也没有了。但在海边,我开始感受到了一些怅惘,伴随着不时袭来的困意。杨思远跟我说他博士读得很不愉快,在香港生活得也不愉快。我听过很多人对我抱怨香港的生活,但听到他这样讲出来还是有一些震惊。他又讲了一些比较低沉的话。我也过得非常挣扎,可能跟香港有关,可能跟年景有关,可能跟生活有关。这种挣扎没有表象,可能这样讲出来就已经显得造作,但我确确实实无时无刻不感受到这种切肤的挣扎,伴随着我的年岁甚至已经有一些发酵出了绝望。我没有办法向他表达,我表达出来也不一定会让他更好受。我们接着一起逛了超市,我走回了自己的家。今天第四次走回家,西区警署外的路灯把白色围墙的墙根熏得昏黄。我每次经过那里都有种“最是秋风管闲事,红他枫叶白人头”的感觉,于是我就想快速跑过去,蹦蹦跳跳了起来。跳起来了几步,我又觉得自己特别傻逼。

回到家洗完澡,我把Netflix的会员退订了。

春节之味

中原的春节景致基本无可取。时值二月,冰雪带着仅存的游兵散勇向北方撤离,雪线也藏回了群峦叠嶂的高处——一些在中原找不到的所在,芭蕉樱桃的流光还远,寻觅点疏朗的青翠需一路南下。目之所及,灰蒙蒙的一片,草木和天空都清冷,整个外界犹如一口被封印的池塘,倒扣在这块尴尬的土地上。

 回来的飞机上载着难抑激动之情的人们,“团圆”、“团圆”,自我催眠的同时坚持互相催眠,坚持要把这种概念深入人心。相较于平时稍慢的节奏,乘客们紧张了许多,似乎同时面临一个重要的期限。回家的路上,高速公路上的汽车飞驰着,排队中的人们不耐烦着。我在估量这些即将被用来消磨的时间究竟如何珍贵,竟让这些行人连排队都无法忍受,但后来想想也算正常,一个人可以大把挥霍自己的时间,但决不允许别人耽搁自己的分秒,这种观念哪怕在一个无所事事的流浪汉心中都颇具分量。

 饺子入锅,鞭炮响起,人们用红色、金色替代其他颜色,一切举动都被赋予了一种持久的隐喻,欢乐和祥和成为普世价值观。我总是在零点钟声前陷入一种焦虑。因为在这座小城,鞭炮还没有被禁止,家家户户都会用鞭炮声填满零点的每一条街道。同时,家家户户的钟表似乎有差别,鞭炮声并不会同时响起,而是接连不断地持续一刻钟。我躺在床上,看到红色的火光翻上楼房,映照在对面的墙壁上,轻轻颤动,正如房间里与巨大响声共鸣的每一个物件。所以,我一般会在春节选择重温《安妮日记》。

 小时候假期长,能够从始至终地参与春节的推进与发展,自然程序也繁琐。印象最深的是小年里前往干爸干妈家敬灶神。这个仪式要求我要匍匐在厨房,手抓一只活公鸡,在香炉和贡品前叩首。公鸡极难对付,厨房里昏暗诡异的氛围让它和我都很恐惧,它不断地拉屎、打鸣、挣扎,而我在大人的注视下惊魂未定地制服它。在一定努力后,我终于完成了这个程序,从地上抬头,挂着眼泪望向墙上的被熏得发黑的灶王像,熊熊的火苗舔舐着我的视线,我似乎闻到了鲜血的味道,大概也是最为深刻的一种春节之味。

 接着就是串亲戚。我一度觉得这个环节很有趣味,有餐吃,有亲戚一起玩,然而随着离开家的时间越来越多,我又发掘出了别的趣味。因为离开的时间太长,这个过程变得很有规律可循。甫一见面,先是惊叹相貌身材的改变,然后是拿着已知的些许讯息进行确认,大抵是结婚生子升学升迁此类的人生大事,进而根据这些身份,针对性地问一些问题,上学即成绩对象,工作即收入对象。如果还有时间,就将进行一些更深层次的交流,台海局势小康社会微博热点未既心愿,更投缘的话甚至直抵光宗耀祖老泪纵横的最高境界。这不正是一场异常标准化的面试吗? 因此,我抱着参加面试的心态,悉心准备,目标直指光兴门第,跟长辈们进行热切交流,意趣盎然也能落个“乖巧伶俐有出息”的名声。

 当然都是开玩笑,基本的沟通前提都往往难以确立。回到农村老家,表兄表弟不愿跟我讲话,怕被亲戚长辈拿来跟我比较;姑姨舅母对我的生活多好奇,但也不知从何问起;叔伯凭借《新闻联播》和坊间传闻,坚称香港动乱已久,百业凋敝,我尝试一点一点地解释然而发现他们并无兴趣。不可阻挡的隔阂正在形成。

 隔阂又何尝不是无处不在的呢?一台晚会,已经完全揭示了这个社会沟壑丛生的纵切面,从审美情趣到利益持有。人们无济于事地抱怨着,被官方立场无济于事地激怒着,再无济于事地喑声着。到头来,这台晚会犹如侍奉冥灵的一场豪宴,在扑朔迷离的鬼火间逐渐湮灭。社交网路上人们抱怨着身边的亲戚,身边的亲戚也在网路上转发着相同的文段嫌恶着人们。家中的长辈在明处厉声厉语,家里的晚辈在暗处反唇相讥。春节在嫌恶与统战心理的缠斗中维持着脆弱的平衡,但其实难掩从各处蔓延而来的巨大裂口。

 几天后,所有的人们将会沿着这些巨大的裂口,怀揣着喜悦或痛楚,期待或不期待地驶回他们习以为常的居处。但纵使被春节拉扯的这种秩序再次平复,这些裂口也注定不会再愈合。由此观之,撕裂、拼凑、撕裂也是一种春节之味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