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离随想

自二零二零年春节疫情爆发,我被困在香港已经有一年多的时间。小岛上的时间像是一袋黄豆。人们都说黄豆的做法繁杂,口感多变,香港不会是一个让人轻易感到厌倦的地方。这五百多个日夜里,我把它研成粉,磨成浆,晾成皮,点成腐,加入大量化学物质制作成劣质腐竹,绞尽脑汁寻找让黄豆吃起来不像黄豆的方法。可是黄豆终究是黄豆。红绿灯间催魂铃式的盲道提示音,被高楼围困的虚弱日光留下的忧郁阴影,还是逃不脱工作的潮汐力的假日社交——无论是山野间,还是水面上,一番短暂喘息过后聊天的重点总是回归到赚钱,花钱和因以上两项事导致的心理问题上。我对于这一切中散发的豆腥味越来越敏感。我渴望出走。我和居住在这小岛上的很多人一样在政府公文带来的乐观与悲观的信号间惊喜失望。一年多过去了,事情并没有进展。上周,我终于下定决心离开香港,来到澳门隔离。今日起床后,我浏览微博,看到了“澳门疫情”的热搜后心头一紧,简单研究后发觉命运又松散地系在了窗外发生的事情上。我放下手机,开始对着窗外愣神。

窗外天空清朗,街道上行人寥寥。我的房间正对着澳门东亚体育馆,穹顶状的建筑孤独地匍匐在眼前。有时晚上入睡前,我觉得窗外的体育馆像是一只沉在海底的鲸鱼,躯干已经被微弱的风掏空,四周空荡荡的入口还残存着一缕沉重的鼻息。我想要感受那阵风,但我不能,因为风无法设防,它无法抵御我体内潜在的病毒残影。此时此刻,我盯着这条白日里平静的街道,阳光炽烈,地面干净,精心修建的绿化带郁郁葱葱,丝毫没有病毒的踪迹。我能想象这条街道延伸向的远方处,有焦急的人,不耐烦的人,计划被破坏的人,排队等待着棉签的一头伸向他们的鼻腔。一定也会有埋怨的人,埋怨那名从海外归澳于隔离中确诊的人士,埋怨那两名被感染的尼泊尔籍酒店保安。疫情之下,这样对个体的批判并不罕见。哪怕疫情已经发展到现在,病毒携带者在公共语境里仍然有一种不洁的意味。汉语对于这种公共敌人的语境太过熟稔:“一粒老鼠屎坏了一锅粥”、“千里之堤,溃于蚁穴”。确诊的代价确实非常巨大。之前在香港看到居民楼里一户被确诊,整栋楼的人都被送进仓促建好的隔离营。街坊在镜头前痛陈伙食堪忧,生活不便。我设身处地想象因为自己一个人让一百多号邻居遭受这样的苦痛可能真的无法自赎。获取这种愤怒情绪然后唾骂别人看起来非常顺畅自然。于是个体的生活方式不知不觉间被纳入了社会道德的评价体系,做一个自我禁绝的隐士是被这个时代首肯的道德楷模,而移动、出游和聚会这些行为本身就带着一种道德风险,不管这个人是因为何种原因感染病毒。之前和朋友讨论出游计划,她提醒我:万一被确诊,要准备好接受集体批判。我才恍然大悟还存在这种风险。我不禁想起《十日谈》里瘟疫中躲在郊外庄园中缱绻享乐的贵族青年,他们放到现在一定会被认为是抗疫楷模。那些寻常人家的人们彼时都在做什么?《十日谈》的开头讲到穷人们虽然忌惮瘟疫但迫于生计不得不依旧讨生活。即便家里有人感染,由于没有条件隔离,要么感染者自己走向街头,独自病死;要么一家人泰然住在一起,等待厄运的敲门声。

我理解这种埋怨是来源于一种无力感。在二零一九年的香港生活带给人的是一种有谜面但没有答案的无力感,在二零二零年的香港乃至其他地方生活带给人的无力感既没有谜面也没有答案。每日的焦虑和求索就像是对着空气挥拳,对着虚空嚎叫。疫情初期,我看过一段隔离中的武汉市民晚上对着小区空地嚎叫的视频。楼影幢幢间,四面八方传来长调短调在阳台天井的沟壑间久久回荡着。我想很多人都渴望这样的嚎叫,因此更多人渴望去看雪山、草原和沙漠,渴望拥有一把陌生感制成的利刃,将我们与现实生活之间的连接斩断。疫情下的生活已经不再是单纯的温水煮青蛙,里面陆续放入了姜丝、胡椒、大米等等变成了一锅浓稠的田鸡粥。我感觉我自己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已经交融在一起,居家办公则是最大的驱动力。我在公寓阳台上处理工作,在宠物诊所的诊室外回复邮件,在工作日午餐的间隙做核酸检测。禁绝的香港也自我衍生出一系列香港之外的生活方式,剧本杀、露营、淮扬菜,或者搭一架飞机从香港到香港,坐一艘邮轮从香港到香港。我感觉我每时每刻既在休息,又在工作,既在香港,又不在香港。这让我感到混沌而困惑以至于最后没有知觉。

丧失知觉的不止一个人。我有一个朋友在美国,有一个朋友加拿大。我们三个人自疫情爆发以来都没有离开过自己的居住地。疫情发生之前,我们还不时在三人的微信群里分享生活的动态。疫情爆发之后,聊天的频率不断降低,直到现在上一次讲话已经过去一个月有余。偶尔会有一个人招魂式地呼唤另外两个人前往他的所在地,但三个人心底里知道不可能成行,因为旅行的代价实在太过昂贵。我们三人中无一人是在佛罗伦萨郊外拥有精美庄园的青年。从他们的只言片语中,我猜到他们的生活同样凝滞。“等疫情结束了,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去年这样的互相劝勉今年都变成了赌气般的自嘲。我为这种淡漠惋惜,但也没有把这种淡漠转移为对身边朋友们的热情。目之所及,朋友都看起来有些心不在焉,渴望移动而又不敢移动,渴望改变而又不敢改变。几个朋友去找算命师傅指点迷津,不约而同地收获“你渴望改变但是心里又充满矛盾,我建议你等待更好的时机”的说辞。我心想算命师傅们挺会把握疫情下的人心,等待更好的时机可能就是指等待香港通关。疫情的走向,正如同算命师傅们口中的天机,就是这么一张恢恢的天网,罩住了每一个人的命运,标上了同样的注脚。

这样不可知下笼罩的世界,婚丧嫁娶、出生死亡从未停歇,依旧有人功成名就,依旧有人失意踌躇。疫情发生已经被内化成一件异常合理的事。我有时想象如果明天一队外星人来到地球殖民,短暂冲击后,如果人类社会仍然存在,也会把这件事情合理化城一件天经地义的新常态,并发展出一套崭新的运行模式。有人过得比我好,有人过得比我差——这就是一套非常简易有效的生活动力供给系统。乍看之下简陋,但困于时间秩序下的我们,除了汹涌向前的时间和彼此,又有什么东西能够提供这样不竭的动力?因果关系是理智的桎梏,也是群体的孤勇,到最后可能会变成水滴石穿这样的悲壮信仰,但总之所有选择在场的人都需要抱有希望。此刻的我焦虑迷茫,但我仍然抱有回家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