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UNOSARGES

3月11日，我正式从原雇主公司辞职。正逢香港疫情仍未退散，城内所有娱乐活动全部停摆，又有流言称香港政府计划将境外返港隔离天数从14天缩短到7天，我立刻开始准备前往北欧旅游的计划，并反复游说我的朋友David做我的旅伴。3月24日，我们俩便坐上了前往哥本哈根的飞机。

我们的航班在多哈中转。香港到多哈的航班上基本上都是香港人。入座率不到六成，每个人都是口罩捂得严严实实，手里攥着酒精搓手液，噤若寒蝉，眯着眼警惕地扫视四周，观察周围是否存在病恹恹的疑似传染源。甚至两三位大哥身着防护服，眼戴护目镜，拒绝服用所有机上的餐食饮品。机舱内似乎笼罩着一层不详的薄霭。但当我们这群阴郁的访客散入多哈机场，立刻就显得有些引人瞩目了。机场里喧哗而拥挤，戴口罩的乘客比例不高。我们摘下口罩，在一间咖啡厅里略作休息，然后登上前往哥本哈根的飞机。满载的飞机上除了空乘和我们俩，基本无人戴口罩。人人神态自若地交谈嬉笑，耳边甚至还传来了婴儿的哭啼声。抵达哥本哈根，我们走在街上半晌难寻一个戴口罩的行人，而戴着口罩并肩行走的我们则时不时收到了路人的注目礼。于是我们拐进一个吃早餐的餐厅，目睹红光满面的厨师们一边热烈地攀谈一边大力搅着炒蛋，我们将口罩摘下丢进了垃圾桶。

我们彻底放下戒备和顾虑，选择相信自己接受过疫苗刺激的免疫系统，乘地铁、泡温泉、蒸桑拿，甚至徒手从冰川刨冰取水，仿佛我们没有经历过2020年那个未卜的春节，仿佛我们是这里处处阳性环境中的一分子。

事情的转折发生在抵达冰岛的第五夜，我的喉咙感到些许不适。我竭力让自己相信这只是扁桃体发炎，如常地游玩并前往下一个城市。两天后在斯德哥尔摩的一个清晨，我的症状基本消散，David却躺在床上，表情倦怠。于是我出门购买自测试剂盒，结果双双阳性。看罢这个结果，我们两个躺在酒店房间一下午无言，因为这个结果瞬间让回香港的路变得更加坎坷。目前香港的入境要求之一是返程航班前48小时内取样的核酸阴性结果，同时抵达机场后还必须再次接受一次核酸测试。如果结果为阳性，将会被强制隔离，之前预付的隔离酒店款则不可退还。另外一层则是心理上的隐忧。尽管我们俩都坚定支持“最后每个人都会感染新冠”的论调，但我们身边朋友和亲人都未曾感染。他们其中的不少人仍然闻之色变，而且乐于讨论种种“复阳”、“反复感染”的案例和骇人的副作用。感染新冠就如同沾染了不洁之物，病毒的RNA将持续游荡在身体的每个角落，像是中文新闻中附了魔的海外信件、柑橘和三文鱼。即便不停用酒精喷淋，它们仍然有机会在某一个时刻突然如撒旦起舞，然后污染周围绝对阴性的一切。

于是我们决定暂时向亲朋好友隐瞒。过了两日，David情况也基本好转，同时我的抗原自测结果转阴。我们暂时放下了归乡的思虑，继续辗转不同的城市。挪威的雪山绿水也让我们暂时平静下来，而回港的日子则不断迫近。一个周日，我们正在一个无名的湖边远足，我突然收到信息：下周四回港的航班被熔断，航班推迟一周。我急忙搜索新闻后读到：土耳其航空和日本航空的来港航班由于过多阳性病例被香港政府强制熔断七日。其实这样的事件不鲜见，返回香港的航班最近频频被熔断取消，David的回港航班在我收到短信之前就已经被熔断。我立刻赶回酒店开始搜索新的航班，并与航空公司、网上订票中介和香港的隔离酒店打电话协商新的日期。不出所料，下周四回港的航班价格一路水涨船高直至售罄。

我搜索之后的日期，发现土耳其航空的同代码航班将于下周六复飞，尚有充足余票。航司确认可以无条件立刻改签至下周六，只不过我是通过中介购票需要联系中介。我急忙联系订票中介申请改签，订票中介声称需要24-48小时的申请流程。我想到被取消航班的乘客必然都会寻找最快回港的航班，这个航班可能很快也将售罄。于是我枯坐在酒店，每隔一个小时向客服打一次电话询问进度，在各型各色的印度口音中艰难寻找希望的讯号。直到第二天上午，我再次搜索航司官网，发现机票果然悉数售罄，再次致电中介客服，他们遗憾地通知我只能退款，然后由我出两倍以上的价格购买其他航司的机票。打罢十几通电话的我感觉像拼死诤言的老臣面对油盐不进的昏君，立刻怒火中烧，跟中介交涉要求他们承担其中的差价，坚定维权。这个决定是致命的。从弗洛姆到奥斯陆的十个小时火车上，我站在车厢连接处，目睹窗外的景色从雪山更迭至森林、河谷和平原，和着尖锐的铁轨撞击声，我自述了十几遍事情的始末，被十几个客服来回推诿、挂断，最后近乎歇斯底里地要求与他们的经理沟通。他们让我等待经理的来电。两个小时，四个小时，八个小时，我瞪着漆黑的手机屏幕，这个经理似乎从未存在过。在列车即将驶入奥斯陆的时候，我彻底缴械投降——拨打最后一通电话，请求退款。旋即，我收到电讯运营商的信息。由于我一直在使用香港的号码，这几日的电话费达一千两百元港币，运营商友善提醒我及时缴清话费避免停机。我充上话费，无言望向窗外。

旅行的后半段，我和David一起重温起《神探狄仁杰2》。《神探狄仁杰》这部剧教会了我两样东西。一样是永远怀疑身边每一个人是假的替身，另一样就是永远要做两手打算。这样事件进行到末尾，洋洋得意的印度客服听到飞机轰鸣声后向我叫嚣“你这周就别想回到香港”时，我可以镇定自若而掷地有声地说：“这是国泰航空的班机登陆奥斯陆前来迎接我的声音！”我做了两手打算，在跟客服艰难拉锯的同时，我抢到了一张汉莎航空奥斯陆经慕尼黑和曼谷返回香港的机票，时间正是下周四。于是我们甫一抵达奥斯陆，便开始准备返回香港的文件，但殊不知更麻烦的事情接踵而至。

香港入境的核心要求是一封抵港航班起飞时间前48小时内取样的PCR测试阴性证明，这则证明必须是来自ISO15189认证的机构或当地政府认可的机构。我们检索了奥斯陆所有的检测机构，只有一家ISO15189认证的实验室可以为外国人提供证明，但此机构需要24小时-72小时才能出具结果。换言之，我们可能在准备登上回港航班的时候仍然没有拿到核酸证明。提供快速PCR测试的结构很多，非ISO认证但两个小时内便能拿到结果，但我们找不到官方文件清楚指明哪些机构获得政府承认，而航空公司要求我们提供这种证明资料。更关键的问题是，我们两个并不清楚自己的PCR结果是否转阴，因为抗原检测呈阴性而PCR阳性的案例屡见不鲜。即使完全康复且不具备传染能力，体内仍有可能残存病毒的基因片段，从而导致浓度高于阈值，ct值低于阈值，从而达不到要求。

我们两个决定先去做一个快速PCR检测，看看是否成功转阴再决定下一步的打算。前往检测的前一夜，我躺在床上辗转难眠，思考着所有的痛苦的可能性：PCR仍然是阳性怎么办？ISO实验室的结果出不来怎么办？航空公司不承认PCR结果怎么办？落地香港的测试为阳性怎么办？起飞前一日，我去一家连锁实验室询问，又得到一则坏消息。恰逢复活节假期，ISO认证的实验室连放四日假，我不可能在航班起飞前拿到ISO认证的分析结果。

一阵失语后，我决定先做一个快速PCR测试看看结果。一次快速PCR测试价格高达2200港币。唯一的好消息是结果阴性。拿到阴性证明之后，我联系挪威和奥斯陆的卫生部门，他们解释道政府承认所有连锁检测机构的结果，但不存在书面性的官方背书。我花了一下午搜索时间地毯式搜索挪威官方部门网站，终于找到两个政府网页指明接受这家连锁实验室在奥斯陆机场的检测点出具的结果。同时我又发现了一则好消息，慕尼黑机场提供PCR检测服务，价廉，具备ISO认证资质且ct值阈值很低——容易拿到阴性结果。然而我原本订的机票晚上九点才落地慕尼黑，彼时实验室已经歇业。我重新搜索，发现汉莎航空有一个同日下午两点左右从奥斯陆抵达慕尼黑的航班，刚好可以在中转过程中做PCR测试，且仍然有充足余票。我立刻打电话申请改签，又是长达二十分钟的等待后（耳边循环播放的提示人声反复念白“由于全球COVID-19对于旅游计划的影响，我们的客服线路非常繁忙，请您耐心等待”），姗姗来迟的客服告诉我：尽管官网显示仍有余票，他们无法办理改签。又一阵失语，我决定买下下午一点抵达慕尼黑的机票，待明日到达机场后找票务申请取消原先机票的第一程。

又是一夜辗转难眠后，我早早地来到机场。来到机场柜台，我又听闻两个让我崩溃的事实：一，如果我不取消原先机票的第一程而自行跳过，之后的两程会被取消。二，奥斯陆机场没有汉莎航空的柜台，我需要电话联系客服。我颤抖着再次拨通汉莎航空的客服电话，十分钟，二十分钟，三十分钟，四十分钟，新航班起飞的时刻不断逼近，我抱着头蹲在机场无人过道的侧面，鼻子发出嗡嗡的声音，偶尔经过的机场人员纷纷侧目。在这最漫长的等待中，我解码了汉莎航空企业基因中的每一个DNA，浏览完谷歌搜索How can I get a person from Lufthansa的前十页结果，阅读完Lufthansa vs customer过去五年的诉讼记录，其间持续燃烧着以港币计话费。在第四十三分钟时，我终于等来一名告诉我现在取消第一程航班需要支付1600欧元的客服。我无言挂掉电话，决定跳过早上这趟慕尼黑的航班，执行第二套行动方案，再次支付2200港币去奥斯陆机场的检测点做个核酸，以最大化文件证明力。然而屋漏偏逢连夜雨，我收到了一则检测结果：阳性。

彼时，我已经萌生一种深深的楚门感，自怜自弃自厌，寻找身上隐藏的开关在机场直接自毁。几日的争辩、奔波和缺乏睡眠让我痛苦不堪。整个世界的因果都已经对我错置。天是黄的，脚下的土地不是坚实的，肩上的包里打开后全部是泡在海葵鼠汁里的番石榴罐头，激活手机屏幕后立刻会伸出一支触手将我带回那个我恶贯满盈的平行世界，否则冥冥中怎么可能会有这么多概率警察追杀我追杀到这里？但我还是要回家。我去跟检测点的医生争论，得知我的ct值为38但他们坚持认为是一个阳性结果。我使用这几天积累的所有传染病学知识向他们解释：我刚得过新冠，昨天测的还是阴性的，香港政府的出院标准ct值已经降到了30云云，学界对于ct值的解释有何种争议而我刚好是无传染性的案例。他们无动于衷。又是一阵无言，我恶从胆边生，决意直接使用昨天的结果，在航司网站上传并补充一个缺乏信服力的政府网站截图，祈求奇迹发生。过了几个小时，我真的收到了邮件——航空公司审核通过了所有的登机文件。

久违的一阵欣喜和轻松过后，我开始思考最后一个挑战——在香港机场的落地PCR检测为阴性。为了弄清楚香港实验室的阈值，我又拨打了几个电话询问相关部门，没有得到任何结果。我只好开始着手自己降低ct值——喝水。我搜索到浓度每下降为1/10，ct值可能会下降2-3。当ct值到达40以上，PCR测试基本上可以保证为阴性。简单计算之后，我得到一个惊人的饮水排泄目标。我进入奥斯陆机场休息室，坚守水龙头、沙发和厕所三点一线，四个小时内喝下八升水，并意犹未尽地接满一整壶。慕尼黑，曼谷，20个小时后的我坐在香港国际机场的待检大厅，体内带着挪威、德国、泰国的饮用水残留，沉默地扬起头，接受落地PCR测试。四个小时后，我带着阴性结果，终于躺在了隔离酒店的床上。过去的七十二个小时是我设想的种种情形中颇不顺的那种，但所幸最后有一个理想的结果。

就在为顺利返回香港挣扎的时候，我也目睹着国内种种疫情的情状。我在无数个不顺的时刻思考过没有疫情和封控的情景，也反复扪心自问：比起那些在更痛苦情形挣扎中的人，我这种出国旅行者返乡不顺的烦恼会不会显得浅薄。同时这里隐含的解封倾向必然会面对一类激烈的反驳：年轻人渴望出游的代价是牺牲社会中易感染者的生命健康，这是一种不义。当我在前往奥斯陆的火车上为返乡绞尽脑汁，我看到复活节期间度假的挪威人们背着滑雪板鱼贯而入火车车厢，前往他们的故乡或他乡。我惊觉我已经沉浸在这种迷惘焦虑的情绪中已经太久。这种情绪日夜消磨，腐蚀着感受快乐和愤怒的神经。仅仅从情绪的角度，这种伴随而来的麻木已然过量，我需要一些真正的快乐和愤怒的情绪做平衡。我是如此，其他人也可能是如此。如此的人多了，我所在的群体可能也会如此。共存或隔绝，迷惘和焦虑显然是最无用的。

自二零二零年春节疫情爆发，我被困在香港已经有一年多的时间。小岛上的时间像是一袋黄豆。人们都说黄豆的做法繁杂，口感多变，香港不会是一个让人轻易感到厌倦的地方。这五百多个日夜里，我把它研成粉，磨成浆，晾成皮，点成腐，加入大量化学物质制作成劣质腐竹，绞尽脑汁寻找让黄豆吃起来不像黄豆的方法。可是黄豆终究是黄豆。红绿灯间催魂铃式的盲道提示音，被高楼围困的虚弱日光留下的忧郁阴影，还是逃不脱工作的潮汐力的假日社交——无论是山野间，还是水面上，一番短暂喘息过后聊天的重点总是回归到赚钱，花钱和因以上两项事导致的心理问题上。我对于这一切中散发的豆腥味越来越敏感。我渴望出走。我和居住在这小岛上的很多人一样在政府公文带来的乐观与悲观的信号间惊喜失望。一年多过去了，事情并没有进展。上周，我终于下定决心离开香港，来到澳门隔离。今日起床后，我浏览微博，看到了“澳门疫情”的热搜后心头一紧，简单研究后发觉命运又松散地系在了窗外发生的事情上。我放下手机，开始对着窗外愣神。

窗外天空清朗，街道上行人寥寥。我的房间正对着澳门东亚体育馆，穹顶状的建筑孤独地匍匐在眼前。有时晚上入睡前，我觉得窗外的体育馆像是一只沉在海底的鲸鱼，躯干已经被微弱的风掏空，四周空荡荡的入口还残存着一缕沉重的鼻息。我想要感受那阵风，但我不能，因为风无法设防，它无法抵御我体内潜在的病毒残影。此时此刻，我盯着这条白日里平静的街道，阳光炽烈，地面干净，精心修建的绿化带郁郁葱葱，丝毫没有病毒的踪迹。我能想象这条街道延伸向的远方处，有焦急的人，不耐烦的人，计划被破坏的人，排队等待着棉签的一头伸向他们的鼻腔。一定也会有埋怨的人，埋怨那名从海外归澳于隔离中确诊的人士，埋怨那两名被感染的尼泊尔籍酒店保安。疫情之下，这样对个体的批判并不罕见。哪怕疫情已经发展到现在，病毒携带者在公共语境里仍然有一种不洁的意味。汉语对于这种公共敌人的语境太过熟稔：“一粒老鼠屎坏了一锅粥”、“千里之堤，溃于蚁穴”。确诊的代价确实非常巨大。之前在香港看到居民楼里一户被确诊，整栋楼的人都被送进仓促建好的隔离营。街坊在镜头前痛陈伙食堪忧，生活不便。我设身处地想象因为自己一个人让一百多号邻居遭受这样的苦痛可能真的无法自赎。获取这种愤怒情绪然后唾骂别人看起来非常顺畅自然。于是个体的生活方式不知不觉间被纳入了社会道德的评价体系，做一个自我禁绝的隐士是被这个时代首肯的道德楷模，而移动、出游和聚会这些行为本身就带着一种道德风险，不管这个人是因为何种原因感染病毒。之前和朋友讨论出游计划，她提醒我：万一被确诊，要准备好接受集体批判。我才恍然大悟还存在这种风险。我不禁想起《十日谈》里瘟疫中躲在郊外庄园中缱绻享乐的贵族青年，他们放到现在一定会被认为是抗疫楷模。那些寻常人家的人们彼时都在做什么？《十日谈》的开头讲到穷人们虽然忌惮瘟疫但迫于生计不得不依旧讨生活。即便家里有人感染，由于没有条件隔离，要么感染者自己走向街头，独自病死；要么一家人泰然住在一起，等待厄运的敲门声。

我理解这种埋怨是来源于一种无力感。在二零一九年的香港生活带给人的是一种有谜面但没有答案的无力感，在二零二零年的香港乃至其他地方生活带给人的无力感既没有谜面也没有答案。每日的焦虑和求索就像是对着空气挥拳，对着虚空嚎叫。疫情初期，我看过一段隔离中的武汉市民晚上对着小区空地嚎叫的视频。楼影幢幢间，四面八方传来长调短调在阳台天井的沟壑间久久回荡着。我想很多人都渴望这样的嚎叫，因此更多人渴望去看雪山、草原和沙漠，渴望拥有一把陌生感制成的利刃，将我们与现实生活之间的连接斩断。疫情下的生活已经不再是单纯的温水煮青蛙，里面陆续放入了姜丝、胡椒、大米等等变成了一锅浓稠的田鸡粥。我感觉我自己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已经交融在一起，居家办公则是最大的驱动力。我在公寓阳台上处理工作，在宠物诊所的诊室外回复邮件，在工作日午餐的间隙做核酸检测。禁绝的香港也自我衍生出一系列香港之外的生活方式，剧本杀、露营、淮扬菜，或者搭一架飞机从香港到香港，坐一艘邮轮从香港到香港。我感觉我每时每刻既在休息，又在工作，既在香港，又不在香港。这让我感到混沌而困惑以至于最后没有知觉。

丧失知觉的不止一个人。我有一个朋友在美国，有一个朋友加拿大。我们三个人自疫情爆发以来都没有离开过自己的居住地。疫情发生之前，我们还不时在三人的微信群里分享生活的动态。疫情爆发之后，聊天的频率不断降低，直到现在上一次讲话已经过去一个月有余。偶尔会有一个人招魂式地呼唤另外两个人前往他的所在地，但三个人心底里知道不可能成行，因为旅行的代价实在太过昂贵。我们三人中无一人是在佛罗伦萨郊外拥有精美庄园的青年。从他们的只言片语中，我猜到他们的生活同样凝滞。“等疫情结束了，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去年这样的互相劝勉今年都变成了赌气般的自嘲。我为这种淡漠惋惜，但也没有把这种淡漠转移为对身边朋友们的热情。目之所及，朋友都看起来有些心不在焉，渴望移动而又不敢移动，渴望改变而又不敢改变。几个朋友去找算命师傅指点迷津，不约而同地收获“你渴望改变但是心里又充满矛盾，我建议你等待更好的时机”的说辞。我心想算命师傅们挺会把握疫情下的人心，等待更好的时机可能就是指等待香港通关。疫情的走向，正如同算命师傅们口中的天机，就是这么一张恢恢的天网，罩住了每一个人的命运，标上了同样的注脚。

这样不可知下笼罩的世界，婚丧嫁娶、出生死亡从未停歇，依旧有人功成名就，依旧有人失意踌躇。疫情发生已经被内化成一件异常合理的事。我有时想象如果明天一队外星人来到地球殖民，短暂冲击后，如果人类社会仍然存在，也会把这件事情合理化城一件天经地义的新常态，并发展出一套崭新的运行模式。有人过得比我好，有人过得比我差——这就是一套非常简易有效的生活动力供给系统。乍看之下简陋，但困于时间秩序下的我们，除了汹涌向前的时间和彼此，又有什么东西能够提供这样不竭的动力？因果关系是理智的桎梏，也是群体的孤勇，到最后可能会变成水滴石穿这样的悲壮信仰，但总之所有选择在场的人都需要抱有希望。此刻的我焦虑迷茫，但我仍然抱有回家的希望。

这篇文章二零一九年就开了头，写了一整年也没有写完，一是因为我大四后厌恶写太多以“我”开头的东西（也是我近两年不想写的原因之一），而这篇文章几乎全是自我剖白；二是在之前打草稿的时候一直想隐去一些细节，避免引导一些过度阐释，结果写几句就写不下去。最近我在反省自己最近两年的生活，而百内国家公园这段经历可能是一个起点，所以我就索性和盘托出。对于我和我之前的写作风格没有容忍度的朋友，建议不要阅读。

二零一八年十二月，我在纽约接受公司入职前的集中培训已经三个月有余。按照公司的计划，我们这些应届毕业生将在半个多月的圣诞节假期后回到香港，接受第二阶段的培训。圣诞节越来越近，蠢蠢欲动的假日氛围一扫整个办公室在咖啡和功能饮料里反复沥洗的倦怠，每个人都在讨论圣诞节的计划。刘笑言走到我的桌前，问我有没有兴趣去智利的百内国家公园远足，五天四夜。

我第一反应是抵触。我虽然对于假期只有朦胧的想法，但在南美洲苦行绝对不是选择之一。我观察到从事金融业的人们刚入行时必须要选择一种生活方式，其后的二三十年好像都无法更改，只能不断强化这种生活方式。外向强悍的人们选择酒精和荷尔蒙，内向自持的人们选择荒野和肾上腺素，其间的人们把两种选择按比例糅合，创造出“船趴”、“远足社交”等奇怪的中间体。选择的数量比分院帽能告诉你的还要少。我虽然自我判断属于要被流放的那一类，但还是想往人多的地带走一走。我怕日后一旦给别人讲起这段经历，就逃不开孤独极限运动爱好者的刻板印象。刘笑言意志极其坚决，其后几天里抓住各种机会向我兜售这个度假方案。我知道她急需找一个旅伴，才能够解决她父母和她自己对于人身安全的担忧。这种工具人的处境让我隐约有一种上当的感觉。在我实在想不出太好的度假地，口头上答应了她的提议但还是犹犹豫豫的时候，她每日向我发送包含机票、酒店、景区门票付款链接的各种邮件。终于，当我发觉自己被丢在百内国家公园门口，目送来时坐的旅游巴士卷起一阵沙土扬长而去，抬头看到几座藏青色的雪山并肩幽然亘在面前，我知道我没有回头路了。

到达百内国家公园的第一晚刚好是平安夜，营地里安排了集体自助晚餐。由于人数众多，晚餐是分批次进行的。每个人先领取一个小小的号码牌，上面写有批次和座位。由于营地资源稀缺，排了一圈队下来，每个人分到的不过是一碗餐汤，一块肉扒和一勺土豆泥。我翻舀着餐汤，小心翼翼地观察身旁五湖四海的陌生人。这里的人普遍是欧美国家的中产，古铜色皮肤，体型精瘦，精神极佳。大家虽然保持沉默，视线交错时还是会绽出友善灿烂的笑容互相点头致意，像在平原上长途跋涉数月后无限接近终点的摩西的子徒。我是货真价实的北方县城小孩，那种小时候全县唯一一家汉堡店里会卖炸串奶茶的小县城，我是把去那家汉堡店里吃一次汉堡当成极大物质奖励的小孩。也就是凭读高中、读大学、工作，才进入了更大的城市，得以窥探体验更时髦的生活方式。这下算是懵懵懂懂来到了中产生活方式的边缘，我心里想着，我看着晃动的烛光，突然有了一种身处人生如漫长宗教仪式中的倦怠感。

吃完晚饭，我走出餐厅，在营地附近逛了一圈。气温到晚上骤降，冷丝丝的晚风吹进袖口，但没有朔风不解人意的悲凄感。这里的风毕竟不是故地的风，能解构出无数熟稔的人们的鼻息。这里的风就是单单纯纯的风，一种打着维基百科脚注的自然界现象，它引着我好奇地观察周遭。星星极亮，映在墨蓝色的天幕上，像夏末学校门口尚未晒干的崭新沥青马路，亮晶晶的。旷野犹如一群马路上向我本来的黑猫，从我的头顶往下一跃便各自散开，它们的身体与影子飘忽不定，化成一团团或深或浅的阴翳。雪山像沿马路边并肩散步的一家人，他们参差不齐的身影向我逼近。那身影是如此的巨大，让我恍然大悟自己并不是向他们迎面走来的行人，而是地砖缝隙里驻足仰望的蝼蚁。我呆立了一会儿，只想转身拼命往回逃。想让我往回逃的不止有黑夜里的皑皑雪山。我在这个时间点返回香港就像是一种逃离。彼时刚进山的我心事重重。在纽约的几个月并不顺风顺水，我心里盼望回到香港会有转机。这是我的第一份工作，我在去纽约之前有过很多期待，其中一个期待就是期待自己发现能够胜任这份工作，崭露头角。四个月的培训后，我发现并接受了自己只是中游水平的事实。我的纠结自卑跟美国同事的洒脱自信对比鲜明，这种对比又进一步加剧了我的悲观。圣诞节前夕的分别酒局上，大家欢声笑语，洋溢着踌躇满志的情绪，而我坐在一旁琢磨这二十个人里自己到底有什么竞争力，要靠什么才能做得更好一点等等，导致离别的情绪完全没有酝酿出来。哪怕是坐在大巴上沿着智利狭长的海岸线行驶时，我还在默声拿自己和坐在身后的刘笑言比较，望着垫在远方天际线上银灰色的层积云，这些想法怎么也驱散不开。我锋利的胜负欲在我的成长经历里一直在伤害着我亲近的人。高中的体育课上我跟王浩元打羽毛球一直打不赢，就缠着他打了一整节课直到他体力不支，我赢了一小局才罢休。我记得课间我去洗脸照镜子，丑陋而赤裸的不甘写在汗津津的脸上——那个表情留给我的印象极其深刻。

我和刘笑言行山的速度不同。这条远足径无岔路，往来的行人很多，比较安全。于是从第一天开始，我们就心照不宣地各自行动。我走在前面，她走在后面，这样我有了更多的时间开始思考这些问题。所有观察、仰望、俯视、纵目远眺、屏息凝视的间歇，我都在琢磨这个谜。山光如黛，水色如眸，树影如烟，云彩和山岚像钟表的指针在天地间拨动调度着流光溢彩的一切，手里相机的快门声应和着雪山隆隆作响的融化声，随时随地驻足都是令人慨叹的风景。然而我的脑子还是在漫无边际地运算着。远足的路很耗脚力，尤其是晌午阳光炽烈的时候，我翻爬过一块块半人高的石头，太阳穴一边渗汗一边剧烈地跳动，我的想法也碎成一绺绺的：表现、沟通技巧、为什么、求签、三十四岁、羽衣甘蓝。正当我在自己困顿的思考中挣扎时，我突然感觉脚部传来一股撕裂般的疼痛，立刻跪下瘫在了路边。我发现自己崴了脚。

我挪到一块阴凉处，一边脱下袜子，一边没有指向地暗暗咒骂。休息了一会儿，我一瘸一拐地上路了。那时是远足的第四天，当天的行程是穿过湖边的一块草原，全程要十公里左右。我沮丧地感受着脚踝传来的脉冲式胀痛，缓缓地沿着小路走着，幸好当天的路很平整。那是一块非常空旷的草原，草原上的风和太阳同样热烈，我体内的水分和意识同时迅速地蒸发，所有的想法一瞬间全部收敛。我不再思考这块草原之外的事情，计划全神贯注地把脚下的这段路走好，但这时痛觉把我所有的感官都打开了。前三天我几乎没有感受到冷、热、疲惫或满足。哪怕是穿着T恤衫在狂风大作的山顶几近站不稳脚跟，还是披着冲锋衣横穿暑气蒸腾的荒野，我都没有什么印象了。然而此刻，风、太阳和望不尽的路像全被塞进了我肩上的背包，压得我目眩神迷。就这样心澄意净又痛苦不堪地绕过一个又一个隆起的小山包，目之所及没有一个人。过了两个小时，我突然意识到自己背后追上来三个亚洲人模样的登山客，两男一女，看起来像高中生，步履轻快地追赶着我。我像是着了魔似地下决心一定不能被他们超过，咬牙加快了步伐。他们三个像是会了意，默然提速，在我身后咬得很紧。就这样，我们四个素不相识的人在一片旷野上展开了一场竞走比赛，四条影子接连掠过黄褐色的草丛，风声向前投掷着身后的人沉重的呼吸声。这场比赛整整持续一个小时，我率先冲线走进了营地，重重地坐在了大堂里小沙发上。他们走进来后径直走向接待台，和我没有任何目光接触，然后走进了自己的客房。这场怪诞的比赛草草地结束，但我付出的代价却是极其惨烈的，当晚我的脚踝又肿了整整一圈，已经塞不进登山鞋。

第五天的行程是早上五点出发爬四个小时的山到达一个冰川湖，其后九点钟准时参加提前预定的独木舟体验活动，划一个小时独木舟后再沿原路返回营地。我跟刘笑言商量说可能没有办法再走，想在原地休息一天等她回来。我知道她一定非常不喜欢这条提议。当时我们被说服来百内最大的一个因素就是一张冰川湖的照片。我看到的照片里是一片宝蓝色湖泊，上面稀疏漂浮着一座座晶莹剔透的冰山，湖泊的尽头横亘着一两公里宽的接近百米高的白色冰川，倾斜着俯视着无波的湖面，里面仿佛藏有暗潮汹涌。倘若我不去，她独自一人穿梭在拂晓的漆黑山野里需要承担非常大的风险。我内心希望她不要去，否则在她平安回来之前我要背负心理压力。她跟我说她想一下再做决定，我觉察她的语气里有不满和无奈。我感到内疚和“我都已经这样了”的愤恨，默不作声度过了一个晚上。我想一切挺嘲讽的，我最初被冰川湖的景致骗过来，给她消除独自出游的风险（事实上大部分时间甚至没有一起行动），最后我被难倒在冰川湖前，留她一个人面对这个挑战。她晚饭后跟我说她决定还是要去。我躺在睡袋里听到雨滴劈里啪啦落在帐篷顶，想着旅伴将看到而我将错过的风景，旅伴承担的由于我没有绅士风度的风险——噢，我几乎毫无绅士风度。我读大学以来接触像刘笑言这种性格坚毅、能力优秀的女生颇多，为了扭转历史遗留的种种对于女性更恶劣的竞争环境，她们必须表现出格外的强势才能够震慑住时刻复萌的男权思维。我非常理解这种态度，但我的做法非常粗糙，我把在跟她们竞争时的平等视角带进生活里，导致我几乎没有绅士风度，亦有可能我对于男女老少都不体贴。我把她当作一个男生放在这个情景思考，慢慢心安了不少，想着想着就睡了过去。

凌晨三点多钟，我听到一阵衣帽窸窣声醒了过来，但仍阖目装睡，过了几分钟听到她走出帐篷。她走出帐篷之后，我完全睡不着。我想着帐外的黑暗和远方的冰川，无关对旅伴的度量和揣摩，我开始琢磨我自己。我想这几天自己到底有几分置身事外，几分全力以赴。如果一路上漫不经心，怎么撑下来走了四天？我这辈子还会不会来到这里？我对风景的渴望有多强烈？我能强迫自己再撑一天么？我坐起身摸了摸肿起的脚踝，脸上突然感到一阵发烧，套上了衣服，爬出了帐篷。雨已经停了，四周的帐篷被月光轻薄的帐篷笼罩着，空气凉凉的。我踉跄着在帐篷门口小步走了一圈，拖着肿起的右脚是可以走的。我想象明天此刻我的模样，好像不太遥远。即便是选择走，只要熬过今天的分分秒秒，就可以做到了。于是我拖着自己的影子在将熄的星光下向山谷走去。山谷里阒寂无声，没有令人胆寒的动物叫声，湿漉漉的薄霭钻进鼻孔里，非常惬意。我走了一会儿心情放松了下来，回头望了望背后的湖。我看到了我见过最瑰丽的朝霞，鲜活清透的橙红色的光在地平线渐渐吐露，晨光从背后映在眼前挂着零星雪痕的山上，只留下红堂堂的一块，山脚下是仍沉浸在夜色里的森林。又过了一晌，四面八方的世界活了起来，所有的纠结和不安一扫而空，我第一次感受到太阳如此的伟力和日出带给我纯粹热烈的喜悦。走着走着，听到不远处一阵脚步声越来越清晰，叫了一声刘笑言的名字，立刻听到了一个惊喜的回音。在早上五点半的南半球这样一片晨光熹微的森林里，如果还有别的相逢，恐怕就是恐怖故事了。我没有跟她解释太多最后做出这个决定的过程，然后我们就继续往前走了。翻过七八个山峰和隘口，最终我们踩着点来到了冰川湖的码头边。冰川湖视觉上的奇丽和照片上一模一样，感官上的压迫感超乎想象。当我们一队人划着船来到湖泊尽头的白色冰川，仰头看着高耸的冰川和白色的天空几乎看不出界限。我恍惚感觉自己身处一个永昼下的古战场里，浩浩荡荡人高马大的幽灵军团向我们奔来，几欲把我们擒回身后无边无垠的虚空中。就在我们要被千军万马碾碎之时，时间静止，留下眼前白色陵墓似的浮雕，无声俯视着我们。我知道把船划回岸边，脚踩在踏踏实实的地上才停止战栗。之后我们沿原路走回营地。我惊喜地发现我的肿脚在独木舟里被冻了一个小时后，疼痛好了一多半，相比来时更加步履轻松了。

从百内回来已经两年多了，这两年也是真正开启成人生活的两年。在百内的那五天想的很多东西成为其后很多时候思考的母题，在帐篷里无眠纠结的十五分钟在之后很多抉择时刻也不断重现。我是一个自我思考过剩但又不自信的人，这种困局导致我要么苛责自己，要么不敢面对自己。我对成人生活最大的一个观察是之前很多我以为很华美的事和过程，其实都千疮百孔，张爱玲讲得不假。在求索、成功或失败的缝隙里填充着大量琐碎的无聊。这也能够理解，学生时代的目标往往是单一的，容易事半功倍；成人生活跨度长，维度多，让人难以招架以至于开始厌恶生活这个动作本身。外部环境让我不断生出“原来我做成这个屁样都已经相对很不错”的恍然大悟，然后进一步降低自我要求。我不知道寿命的延展是不是必然会招致这个后果。

之前考虑的生活方式的抉择如期发生，甚至比预期的更加扁平。观察城市生活就像观潮，工作是海面，海浪是周期性的群体活动，这个浪头是美食，这个浪头是爬山，这个浪头是玩水，那个浪头是打牌。有的潮浪多，有的潮浪少，有的潮追赶着其他潮的浪。潮汐褪去，有概率冲上岸上一些疲倦，忧郁和其他情感垃圾。朋友听完我愤世嫉俗的演说会质问我：那你还想要什么东西？我就犟嘴：为什么我一定要成为浅滩呢，如果可以成为深海。不让潮汐肉眼可见地浮在海面，而是压在海底。我又落寞地想到成为深海太难了，我甚至不清楚这个明喻具体指代着什么，但我依稀觉得在百内所有困顿的思索和最终阶段性的结果——那个破晓时分橘红色的朝霞，可能是我对深海的匆匆一瞥。

高中时，我周末最喜欢的娱乐活动就是保持一个松弛的姿势，不停地浏览微博。紧盯暗灰色的斜杠在屏幕中央打旋，似乎能给我当时密不通风的生活搅进一些光亮。密不透风，其实精神面貌尚可，面对汹涌的信息流我无限地热忱而自卑，时不时在脑海里构建大学生活的一些预想——酗酒、学习新事物、去冲突、去创造，也乐于在微博上兀自抒发一些傻气兮兮的心绪，彼时感觉尤为真实。

我固定地看一些博主的微博，多为大学生。他们在微博上大概形成了一个松散的圈子，互相评论打趣。他们说的话机警有趣，分享的事物新奇独特，在评论区里的相熟相轻也让我羡慕。他们还经常带着某种混不吝的处世态度试水成人生活，并漫不经心地流露点滴。有一次，一个博主讥香港物价之高。我思索良久，鼓起勇气给留下了一条评论，语气假装轻松戏谑。那位博主大概摸不着头脑，向我发来一条错愕而略带嘲讽的回复。我清楚地记得凝视屏幕的那一刻，我脸上逐渐发烫的整个过程。后来，我深知自己并不能掌握讽刺戏谑的要义，因而再也不去留言。我感觉自己仿佛站在商店橱窗外，透着层厚厚的毛玻璃，去观察他们别致的生活。正是这种不真切，为我脑海里的想象留足了空间，短暂地撇开从不间断的错题本颅内放映，构成了我双休日的全部梦境。

高中稀里哗啦地过去，紧接着是一个异常炎热的暑假。我无所事事，在互联网上的时间自然更多。我阅读别人的言谈，总结其中的规律，揣测背后的动机。那段时间，我不停地发送一些绞尽脑汁写出的笑话，同学的反响非常冷淡，但体察并怜悯我的用力过猛。我清楚地意识到那些笑话远远谈不上好笑，不过是一些异常自我的文字编排（笑点类似于DemetriMartin的脱口秀，这也是我很喜欢Demetri的原因）。但我仍乐此不疲。那种脆弱的互动关系所带来的快感让我沉迷，而且还蕴含着成名的迢遥可能性——那时我对此非常重视。大学生活如期而至，然而与我想象大相径庭。纵然有更多发挥的余地，然而不知为何却异常忙碌。好在异乡异客，经好念，自然也有更多的情可以抒。我逐渐开始保持稳定的发送频率，用一种更为内敛的姿态分享无足道的点滴。第一次抵达某地，第一次尝试某物，好风日、好食物，初来乍到的生活是叙事的金矿。但那时，我已经意识到并无法回避社交网络的另一层涵义——对于个人形象的塑造。我意识到：我所看到的那些博主，无论有无显名，他们的记录多多少少都经过了剪辑，而剪辑的用意是他们想要展示的那部分人格，刻薄、乖巧、怀疑等。他们在自己的跟随者中不断耕种特定的人格映象，直至真实可感。受制于微博的时间线设置，我特别喜欢一个游戏，随机挑选一个风格强烈的微博用户，从他刚开通微博伊始正序翻阅。看他们从刚开始的混沌割裂，逐渐轻车熟路，身边拥趸不断壮大，轻车熟路地相应和。我抵达了互联网时代的加拉帕戈斯岛。

后来，我对评论区规则越来越熟稔，其中又经历了几次奇怪的际遇，积累了一些听众。透过他们，我也明白了自我叙述中的哪一部分更引人入胜，大抵就是略显新奇的高密度叙述或故作正经的谐谑语气。我无时无刻不在思考这种期待，在我打下每一个字符的同时。每当我与这种期待偏离，就会面对一阵错愕的沉默——我不以为意，但又无法不曾意识到。我在微博上结交了一些朋友，并激烈地欣赏一部分人，未曾谋面，纯粹出于对彼此内容的兴趣（至少在我这方面如此）。在这种情境下，互相的寒暄成为一种关切，一种值得维持的联系。然而这种无可质押的联系往往更加轻薄，伴随着一些愚蠢的议事规则。站队、评理、间接联系，我自我感觉置身一个小学操场，观察一场场事关言语的虚拟奔跑。又如同信息时代的玛雅人，在交替烧毁的丛林中不断迁徙，而火从未熄过。

对各种反噬的牵念，让我显得更加不安，而宁愿选择观望——这固然是不自然的体现，因为“做你自己”是现代社会极少被反驳的重要信条。但在跟一个好友聊的时候，我反思自己的心态更像一个派对破坏者 (Party crusher)。此刻，任何兀自的举动至多短暂地触发全场的冰点，对我并无裨益。毕竟，音乐不停，派对永远不会停止。